却说此前紫禁城内的内务府在民国特派员的督导下，如火如荼的进行改革时，其影响已然突破了界限，波及到了皇城外的诸多商号。

随着内务府务改革事务的推进，五月的下旬，紫禁城内的消息像长了翅膀，又像淬了毒的针，悄无声息又无比精准地扎进了北京城数家深宅大院的心窝里。

最先得到确信的，是六必居的老东家。

他正对着账本上“支应内务府酱菜采购王大人节敬四百两”的暗记发怔，店里的二掌柜便白着脸闪进来，附耳颤声道：“东家，宫里……出大事了。

负责咱们酱菜永办的王大人，还有广储司银库的郎中主事，昨儿夜里被民国政府的卫队‘请’走了，家也抄了！听说内务府大臣拿着名单，一口气罢黜了几十位……内务府官员和首领太监”。

老东家手里那杆用了三十年的紫竹狼毫，“啪”地一声，折在了砚台上。

墨汁溅上账本，把那行暗记晕染成一团狰狞的黑斑，像颗骤然停止跳动的心脏。

王大人是最爱他家用老法子酿的伏酱，以往春夏之交，必以“尝新酱”为名，来取那只装着足色银锭的酱坛。

如今是坛破账销。

夜间“六必居” 的后院账房里，老东家对着油灯，把一叠与内务府各司官私下往来的“吉利账”（记录额外孝敬的暗账）一页页抽出来，就着灯火点燃。

跳跃的火光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眼神里是兔死狐悲的惊惧。

有位广储司主事，最爱他家的八宝酱瓜，以往每年中秋，都会派心腹来取，名义上是“取新酱”，实则是取一个塞满了银票的酱坛子模样的匣子。

如今，听说人已下了大狱，家产抄没，那精致的酱坛匣子，不知是否也成了赃物，摆在民国特派员的案头？

几乎同时，桂馨斋的少东家也从隐秘渠道得知，那位曾对他家桂花甜酱赞不绝口、并暗示可助其“贡品”身份更进一步的某库大使，已锒铛入狱，家产充公。

“桂馨斋” 的少东家，则反复摩挲着那面曾祖父传下来、允许入宫送菜的紫禁城腰牌。这曾是无限荣光与特权的象征，此刻却像块烧红的烙铁。

少东家猛地想起，去岁中秋，曾以“鉴赏新瓷”为名，赠予该大使一尊内藏金条的仿雍正粉彩瓶。

他顿时如坠冰窟，冲到祠堂，对着那枚象征特权的紫禁城腰牌连连叩首，又慌不迭地命心腹伙计，将一切可能与罪官往来的书信、礼单，连夜间尽数焚于灶膛。

火焰吞吐间，他仿佛看见总统府特派员冰冷的目光，正穿透宫墙，扫视着他们这些昔日“商号”的每一本账。

他听说，一些被抄家的官员府邸，搜出了不止一家商号的“千股”凭证和礼单。

他担心下一个被从府里搜出来的，会是自家这块腰牌，或者更糟——某封与罪官商议“节敬”数目的密信。

粮行“永丰号”的李掌柜，反应则复杂得多。

初闻巨变，他心头先是一紧——毕竟与几位被罢黜的采办官员素有厚往。

旋即，一种扭曲的侥幸与野心，却又悄然滋生：旧树既倒，正是培植新枝、甚至独占春色的大好时机！

他连夜备下比往年更厚三分的“晋见礼”，企图叩开新贵之门。

然而，接连数日，李掌柜连新上任的司官面都没见着，礼物原封不动被退回，门房只冷冰冰丢下一句：“大人有令，公务繁忙，私谒一概免见。”

李掌柜站在那陌生而威严的官衙门外，五月暖风拂面，他却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

李掌柜备好的厚礼，却根本送不出去。

新上任的官员们，个个门禁森严，脸板得像块青砖，开口闭口皆是“规制”、“时价”、“民国审计”，连杯热茶都难讨到。

这不是往常的人事更迭，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名为“新规矩”的高墙，突然耸立在了他与财富之间。

他这才悚然惊醒：这不是往常的“换茬”，这是一场“换天”。

过去那套建立在默契、贪婪与人情上的游戏规则，在民国政府的介入中，似乎随着那些被罢黜抄家的官员，一起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接下来的半个月，成了这些老字号东家们记忆中最漫长、最诡异的时光。对他们而言，不是按日子过的，是掐着指头、提着心肝、在冰窟窿里一寸一寸熬过来的。

陆续得知内务府“大地震”的消息时，各家的反应，大抵相似。

诡异的平静与内务府持续的订单却并未中断。

让他们心下稍安又倍感煎熬。

内务府广储司的采买单据依旧按时送达，依旧是那些东西，但所需的品类、数量，甚至比以往更加清晰规整。米面、油脂、酱醋、茶糖、绸缎、瓷器……一切似乎照旧。

但这“照旧”本身，就透着极大的“不寻常”。没有私下递话，没有暗示，没有节令的“格外加赏”，一切交易都裸露在官样文书之下，干净得让他们心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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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日里互通声气、时常宴饮的几家大商号之间，骤然冷清。路上遇见，不过匆匆拱手，交换一个沉重而惶恐的眼神，便各自低头疾走。谁都怕过多的接触，会引来不必要的关注，成为那特派员“名单”上的下一个。

送往内务府的货物，不约而同的把品质提至最高，分量给得最足，唯恐被挑出一丝错处，成为被民国特派员清算的由头。

他们动用一切关系，像鼹鼠般拼命打探宫内的丝毫风声。民国特派员今日是否又提审了谁？马佳绍英在处置罪臣上脸色如何？醇亲王载沣可曾过问采买之事？

每一点捕风捉影的消息，都被放在心里反复煎熬、解读，试图拼凑出未来的方向，却始终只得一片迷雾。

最令他们感到无措和利润锐减的，是交易核心环节——“报价”上的变化。

这个最核心、也最隐秘的环节上。

往日，这是一场心照不宣、配合默契的“双簧”。

商号报上留有充足“水分”的报价单（比如市价六元的米报十元），内务府经手官员不仅照单全收，往往还会“体恤下情”，主动将某些单价再“核实”得更高一些，以便双方从中勾兑得益。

多出的利益部分，双方按约定好的比例勾兑。整个过程心照不宣，行云流水。

如今，这戏唱不下去了。

新上任的广储司官员，面对商号递上来的、依然留着不小“溢价空间”的报价单，态度变得极其“耿直”甚至“笨拙”。

例如，“永丰号”递上一份各成色粳米报价单，仍按旧例留有空间。

新司官会拿起一份不知从何处得来的、字迹工整的“京津粮市旬日行情录”，对照着，用朱笔在单价旁批注：“据查，本月上等无锡粳米市价至昂不过每石六元二角。此单所开七元五角，缘何高出如许？请详附成本说明。” 那语气公事公办，毫无转圜余地。

又或者，对“六必居”的酱菜报价，新官员会沉吟道：“旧例单价固可参考，然今时不同往日。民国特派员虽已离开皇城，然新颁《稽核条例》明文要求，‘物料价须与时价相衡’。此酱瓜之价，似仍可斟酌。”

这些新任官员不再主动帮商号“抬高”，反而开始认真地“砍价”，虽然这“砍价”的依据，是一种他们并不熟悉、却无法反驳的“市场规则”和“明文条例”。

那层赖以生存的、丰厚的“溢价”油脂，被新官员们用“市价”和“条例”这把新刀子，公然且毫不留情地刮去。眼见着真金白银的利润，如指间流沙般逝去。

这些话，像软钉子，扎得各商号东家们又痛又慌。

商号东家们摸不清，这新官究竟是真想革除积弊、做个清官，还是故作姿态，等待他们献上更高明、更隐蔽的“诚意”？

亦或是奉了内务府大臣或更高层级的密令，在进行某种整顿或试探？这种不确定性，比明确的贪婪更让人恐惧。

他们仿佛一群在冰面上行走的人，旧冰层已然碎裂，新冰层看似平整（持续不断的订单），却薄得透明，不知何时会“咔嚓”一声彻底崩陷。底下，是名为“民国法度”与“宫廷肃贪”的刺骨寒水。

他们战战兢兢，不知下一步该踏向何方，更不知哪一脚下去，便会冰层碎裂，坠入那名为“清算”的万劫不复深渊。

往日与内务府交易时那份隐秘的“底气”与“亲近感”，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弥漫在所有老字号心头、空前强烈的 “朝不保夕” 之感。

那个凭借“默契”与“勾连”便能稳获暴利的旧时代，在民国元年这个初夏时节，随着那些被罢黜抄家的官员一起，确凿无疑地、轰然倒塌了。

而新时代的门槛，冰冷而陌生，他们尚在门外惶恐徘徊，让他们这些旧日的“皇商”，倍感踌躇与寒冷。

说是新政府没有皇帝了，改朝换代。可对北京城的百姓而言，赋税依旧沉重、权力依旧专断、生活秩序未曾改变。

同内务府官员有着密切联系的商号东家们，眼瞧着不少的官员被抄家，时刻担心着双方的利益勾兑，会被民国政府以此为由进行敲诈勒索。

况且与内务府的买卖，关乎切身利益，唯恐经过此番动作，收不回以往垫付的货款。

这半个月，他们是在一种集体性的噤声与观望中度过的。

但仍有不少商号东家私下书信来往，商议对策。六月初，瞧着醇亲王离开了北京城，便有商号东家谋划聚会。

确定戌正时分在天福堂后院阁搂会面。

窗纸被暮色染成昏黄，屋里早早点了灯，却将八张神色各异的脸映得愈发晦暗。

天福堂这间从不待客的后院秘阁，此刻门户紧闭，连伙计都被打发到了二门外。

空气里弥漫着上等武夷岩茶的焦香，却压不住那股子从人心里透出来的焦躁。

在座的，是同紫禁城有紧密联系商号当家或心腹——专供南粮的“永丰号”米行李掌柜、包办苏杭绸缎的“瑞昌祥”少东家、采办东北山货的“兴隆记”二爷、承办官窑瓷器的“聚鑫斋”老板……往日里，他们是跺跺脚四九城相关行当都要颤一颤的人物，此刻却个个如坐针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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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说吧，这往后……饭还怎么吃？”

打破沉默的是“永丰号”李掌柜，他手里的茶盖碗，磕着碗沿，发出细碎而恼人的声响。

“咱们那位‘老朋友’，内务府的郎太监，前儿夜里……在牢里用裤腰带把自己挂房梁上了。”李掌柜声音干涩，“底下人递出话，说是受不了民国特派员的磨，一笔笔账，连光绪二十八年他克扣的灯油钱都翻出来了。”

一片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