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车走了一个钟头了。”

“够。”王家乐已经算开了，“十六次，下一站是杨村，两点五十八到。打电话，截它。”

一句话，章程转起来了。

东子跑去客运室登记挂失，姓名、车底、座席、包袱特征，一项不落；小武奔广播室，全线广播找人找物；王家乐抓起电话，要杨村站：十六次九号车厢靠窗，一个蓝布包袱，双道绳，系活扣。

“对，人在四九城站，谁也别动那包袱，车到站就扣下。”

电话打完，又补一句：“劳驾，包袱里有钱有药，救命的东西。”

杨村站的值班员是个利索人，撂下电话就上了站台。

四九城站这边，老汉攥着王家乐的袖子，一分钟问八遍：“能找着吗？能找着吗？”

“大爷，章程在这。”王家乐给他倒了碗凉白开，“车每站都停，包袱没人敢动。您喝口水，稳住神。”

三点二十，电话响了。

杨村站：包袱找到了，就在九号车厢行李架底下，钱和药都在，一文不少。已交下一趟返程车，下午五点十分到四九城站。

老汉听完，腿一软，扑通就要往下跪。

东子眼疾手快，一把把他架住了：“大爷，使不得！”

“恩人啊！”老汉的眼泪唰就下来了，“你们是救命恩人啊！”

“救您命的是章程。”东子架着他，一百个不自在，“您要谢，谢铁路。”

五点十分，返程车进站。包袱原封不动地送回来，老汉当着众人的面点验：一百二十块钱，用红布包着，一分不少；三包药，油纸裹着，一包不缺。

老汉非要抽两张钱塞给王家乐，被王家乐按住手：“大爷，收了您的钱，我们这章程就白立了。您把钱揣好，把药带好，给大娘治病要紧。”

老汉千恩万谢地走了，走出老远还回头鞠躬。

这事还没完。

一个礼拜后，队里收到一封信，是那老汉的儿子写来的，满满三张纸，说老娘的病缓过来了，说全家老小给四九城站的同志们磕头。陈卫国把信在学习室念了一遍，念完说了句：“都看看，这就是章程的分量。”

暑运这一程，组里连轴转了二十天。

二十天里，幺蛾子不断。有个三四岁的男孩跟爹妈走散了，站在人堆里扯着嗓子哭。小武把他抱到广播室，广播了三遍没人来，孩子哭得更凶。小武没辙，把自己兜里那颗舍不得吃的水果糖剥了，孩子含着糖，抽抽噎噎地说出他爹穿蓝布衫、剃光头。小武抱着孩子在站台上转，专找蓝布衫光头，转了半个钟头，真把人给找着了。孩子他爹千恩万谢，小武摆摆手：“谢啥，章程上写着呢，孩子丢了，先抱到广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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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室写的？”

“广播室不写，”小武挠挠头，“我师傅的小本上写的。”

还有一回，从乡下来了个老太太，一口老家话，谁也听不懂，捏着张纸条在站前广场上直转圈。纸条上就仨字：找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