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暑运到了最紧的时候。

四九城站跟下了锅的饺子似的，人贴人，人挤人。南来的，北往的，扛行李的，抱孩子的，站前广场上从早到晚乌泱泱一片。

队里下了任务：暑运期间，押运协调组除保障重点物资外，兼顾站台秩序，配合客运。

“一句话，”陈卫国在班前会上说，“货不能乱，人不能丢。”

头一天上岗，就把小武看傻了。

“师傅，这人比货难伺候。”他抹着汗，“货码好了不动，人满地乱跑。”

“所以才要章程。”王家乐把一顶草帽扣他脑袋上，“记住，眼勤，腿勤，嘴甜。”

“嘴甜也算章程？”

“算。”王家乐说，“人急了，你嘴甜，他就听得进话；你一嗓子吼上去，小事也成大事。”

小武将信将疑，记下了。

头一天下来，全组人人的嗓子都是哑的。问路的，找人的，问车次的，一刻不停。有个老大娘背着一口袋煮玉米，非要塞给站台上维持秩序的东子，说看他嗓门喊哑了，玉米润嗓子。

东子说什么也不要。大娘把玉米往他兜里一插，扭头就走，走出老远回头喊：“同志，自家地里种的，不值钱！”

“瞅见没有，”王家乐跟小武说，“嘴甜的甜头来了。”

小武抱着那根煮玉米，嘿嘿地乐。

出事是第三天晌午。

日头最毒的时候，站台上忽然一阵骚动。一个五十来岁的老汉，蹲在柱子旁边，拍着大腿嚎啕大哭，嗓子都劈了。

王家乐和东子正好巡到，赶紧过去。

“大爷，怎么了？”

“包袱！我的包袱！”老汉一把抓住王家乐的胳膊，手抖得跟筛糠似的，“落在车上了！刚才那趟车！”

“您先别急。”王家乐扶他坐下，“里头是什么？”

“钱！一百二十块钱！”老汉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还有药！我老伴儿在乡下病着，等钱救命，等药治病啊！我排了三天队买的特效药！”

周围呼啦围上一圈人。有人叹气，有人摇头，都说落火车上了，哪还找得回来。

东子蹲下来，声音放得又稳又慢：“大爷，您听我说。您坐的哪趟车？几号车厢？座位靠窗还是靠道？”

“十……十六次，九号车厢，靠窗。”

“几点发车的？”

“一点半。”

东子掏出小本，刷刷记下，抬头看墙上的大钟：两点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