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古代的金融货币学，又叫‘轻重学’。

此外，管仲还有论述财政理论的‘九府法’；论述商业与农业关系的‘本末理论’；论述政府专营盐铁酒榷的‘官山海’；讲宏观调控的‘策乘马理论’；讲扩大消费的‘奢靡理论’……

看得老六不断击节叫好、大呼过瘾。更让他振奋的是，他知道了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两千年前就有先贤，已经描绘出经济学的轮廓了。

只是中国人更擅长通过示例来启发感悟，培养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没有像后世西方人那样，喜欢用概念、定理、推论、结论的思维方式来建立体系，所以一直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东方经济学理论。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驾驭庞大帝国的能力。如果没有相对高超的经济管理水平，没有相对合理的赋税理论体系，没有相对优秀财政体系，没有相对有效的农业生产体系，我们的大一统王朝也不可能动辄存世数百年了。

所以现在朱桢要做的，就是补上这缺失的一环——在管仲、桑弘羊等古代大家贡献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理解和知识，建起来一套不太粗陋的《大明经济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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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就算脚踩两条船，站在东西方巨人的肩膀上，这依然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

朱桢态度还是很端正的。他知道这个工作的意义和神圣，所以没有贸然动笔，而是先让人找来了所有能找到的古代经济财政著作进行研读。

结果到现在，他依然只在纸上写下《经济学》三个字，便再无其它了。

“经济学？”刘伯温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看着那三个张牙舞爪的大字。“还以为伱会叫轻重学呢。‘以轻重御天下之道’，多有范儿？”

“有范儿是有范，可有几个听过这句话呢？”老六翻翻白眼道：“还是叫‘经济学’吧，经世济民之学，这逼格不一下就起来了？”

“哈哈，好吧。”刘伯温心情不错，难得的没跟他拌嘴，在他身边坐下道：“按说这门国计民生之学应该成为显学才对，可惜管子之后再无大家。就算桑弘羊之流，也是名声不显，只是因为与霍光的矛盾，才以一个失败政客的身份为人熟知。”

“这不是他们的悲哀，这是中国的悲哀，是儒教的罪孽。”老六淡淡道：

“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嘛。那天我把户部尚书叫来山上问话。堂堂大明财政大臣，居然没听说过‘盐铁大论’，还以为是刚刚发生的辩论呢。在那装模作样说，这些人都是人才，看看能不能为朝廷所用……你说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管好经济，搞好财政？那才叫见鬼了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