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之所以杀夏启伯叔侄，就是担心放过他们，会让天下士人纷纷效仿。

但他对文人的操性还是缺少了解，夏启伯叔侄这一死，便成了所谓‘杀身成仁’者，反而名声愈显，引发了天下士人的效仿。

后来又有苏州名士姚润、王谟等，相继拒绝朝廷的征召，宁死也不给大明当官。

朱元璋当然不惯着他们，统统送他们去九泉下跟高启、夏启伯叔侄作伴去了，以儆效尤。

然而有一天听讲官讲书，讲到东汉隐士严光拒绝刘秀亲自邀请，不愿入朝为官的故事时，讲官不无深意的借严子陵之口说：

“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

朱元璋一听，火气腾地就上来了。干嘛干嘛呢，什么‘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以为咱听不出来么？

咱给你官职俸禄，是让你搁这儿讽刺咱的么？

什么叫‘士故有志’？是不是孔子说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啊，合着你们把咱当成无道君王了么？！

盛怒之下，他又提笔写了一篇《严光论》，命刊行天下，令国子学以降各级学校都需全文背诵。

其大意是说，‘奸邪之徒有各种各样，不只为非作歹者是奸邪，那些做事不诚心的、有机会作为却不作为的，也都是奸邪。

当时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可用之才稀少。光武帝诚心诚意请严光出来做官，他却百般推脱，这是对皇帝恩典的蔑视与侮辱，是让人以为皇帝无道！

他以为自己有隐居的自由。实则不然，不是光武帝平定天下，到处兵荒马乱，他能有条件悠游山水么？享受到国家带来的好处，就应该为皇帝效力，好让国家早日恢复。

其实严光这些退隐山林者，不过是沽名钓誉，钓的还是皇帝的恩典，他们不入仕，无非是皇帝的恩典不够大罢了。

但假如皇帝自身德薄才疏，没有能力治理天下，而严光这些有能力的人仍拒绝入仕，导致民不聊生，国家又重新陷入战乱，这些人隐居真的心安理得吗？

所以严光这种人，受君之恩、罔知所报。身怀大才，却在国家最急需人才的时候不出来济民利国，就是最大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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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老板本以为自己这篇雄文一出，那些名士大儒就不敢再宅家了，都得乖乖出来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