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工，久仰大名啊，早就听说您是咱们袜子厂的技术骨干，不管是提花机、单针筒袜机还是折口袜机，就没有您不熟悉的！”要找自然就找最好的，通过中间人介绍，沈隆请到了国营袜子厂的工程师陈玉清。
陈玉清戴着眼镜，身材瘦削，就像是电视剧里的老知识分子一样，说话也是一个风格，“小同志啊，我记得我好像不认识你吧？你为什么要请我吃饭？俗话说无功不受禄，我看就不用破费了吧？”
“要的要的，我请您过来，是想让您支持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来着。”沈隆了解这类人，他们或许喜欢钱，但绝对不喜欢谈钱，所以一上来并没有直接拍出高价，而是先给自己的行为找到理论基础。
“支持乡镇集体企业发展？”陈玉清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他虽然在袜子厂上班，可眼里只有技术，对市场行情并没有研究，还不知道沈隆开了家袜子厂呢。
“对，这不是改革开放了么？我们陈家村也响应中央号召，兴办了集体企业，利用义乌小商品交易发达的优势，从杭州购买了一批机器，开办了袜子厂，可现在厂子里的提花机出问题了，咱们村的技术能力有限，工人文化水平不高，正需要您这样的专家去指导啊！”沈隆把情况介绍了一遍。
陈玉清在技术上的确有两把刷子，不过平日里可没听到过这么多好话，所以心里觉得很舒服，露出腼腆的笑容，不过还是拒绝了沈隆的邀请，“不行不行，我现在在袜子厂上班儿呢，怎么能去你们那儿？”
他连工资都没有问，眼下工人对集体的依赖可不是后世人能比的，别看现在好多个体户的收入早就超过了工人，可他们最多也只是稍微羡慕下而已，要知道国有企业的福利可不是个体户能比的，看病能报销、厂子里还会派人去医院帮忙照看、孩子上学有安排、住房厂子给分配……这些福利要是算成钱那得多少？
这就好比现在一个人在私企上班，月薪两万，同学在烟草公司、电力公司这样的大国企上班，工资虽然只有他的四分之一，可他依旧羡慕地不行，因为人家的福利好，工作强度小，还有保障，不像自己随时都有失业的风险，看病也没办法报销，公积金卡着线交……要是把这些换算成工资，那可比自己强多了。
“我不是请您全天上班，就是想请您星期天休息的时候过去帮帮忙！”沈隆也没想着一步到位，就目前的工厂规模，他一星期来一天足够了，偶尔有事让他下班后过来也行，反正他们厂晚上也不加班。
“这不是私接业务、谋取私利么？犯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干！”陈玉清连连摆手。
“您这都是老黄历了，您听说过韩琨吧？”韩琨是上海市橡胶制品研究所任助理工程师，1979年，海奉贤县钱桥工业公司经理三顾茅庐，邀请他提供技术服务，韩琨寒来暑往的奔波操劳，为钱桥工业公司解决了大量问题，公司决定一次性奖励韩琨3300元。
但随即被其所在单位以“私接业务、牟取私利”的罪名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这场官司直接惊动了中央。
最后《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徐盼秋的文章：《要划清是非功罪的界限》，这位法学专家从法律上阐述了对“韩琨事件”的看法，旗帜鲜明地对韩琨的做法表示支持，然后最高法、最高检等部门又开会传达精神，星期天工程师的做法才获得认可。
沈隆把报纸拿来给陈玉清看，“您看，中央都说这种做法没问题了，您完全不用顾虑。”见陈玉清态度有所松动，沈隆乘胜追击，“您要是愿意来，每天我给您二十块工资，要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还有奖金！”
“二十块？”这下陈玉清真心动了，他在厂子里每个月工资才三十六块，而去了沈隆这儿一天就能赚半个月的工资，一个月最少也赚八十块，这要是再加上国营袜子厂的工资，月收入直接就破百了啊？
他是单职工家庭，老婆没有工作，还有两个孩子，一家人全靠他的工资，在加上赡养父母，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现在不用辞去厂子里的工作就能有额外收入，多的不说，只要干上半年，自家的经济条件就能大大好转啊！
陈玉清扭捏了一番，沈隆也熟悉他们的脾气，工资报了一遍让他知道就行了，接下来绝口不提钱的事儿，反倒是一个劲地说支援乡镇企业、帮助农民致富之类的话，完了把自家工厂的机器型号一报，这事儿就妥了。
“你说的这几种机器比我们厂用的都要好啊，我还真想试试看！”就算答应，陈玉清也显得很是别扭。
不管怎么样，答应下来就行，星期天一到，陈玉清就骑着自行车过来了，帮着修理好提花机，然后开始培训工人，帮沈隆省了许多麻烦，沈隆也可以把工厂交给骆玉珠，自己专门出去跑业务了。
等他跑完业务回来，邱英杰又找到他，“鸡毛，县里面已经决定了，要对湖清门的市场进行搬迁扩建，让我负责这件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哎，到处跑生意没多大意思啊，当初为啥不是邱英杰求我帮他呢？这在县里当官可比做生意有意思多了啊！沈隆做生意做久了，有点怀念当初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岁月了。
“关于这件事，我还真有些想法。”哎，自己当不了官，就让邱英杰当大一点儿吧，这样也能稍微过过瘾。
“人们经常说万事开头难，我却觉得万事开头易，只要一开始定好政策、制定好合理的制度，日后再发展就容易多了！反过来，要是一开始没有考虑周全，留下问题隐患，等这些问题隐患越发壮大，再想改就不容易了！”沈隆缓缓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