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琼林诸子的身份也发生了转变，成为了朝廷的官员。期间徐渭曾经想弃官不做，专心构建“实心，的思想体系，却被沈默劝阻道：“古往今来的历史表明，纯粹的思想术运动，是无法真正作用于现实政治的。，所以他主张应该积极从政，在政治实践中建立不脱离实际的思想体系。

之后十余年间，七人聚少离多，天各一方，虽然一直保持着书信的往来，但脱离集体之后，获得了思考的机会，还是相继创立出自己的思想，其中最有成就的，除了沈默之外，当数徐渭和孙罐。在沈默将各位同仁的观点汇总起来，创立出实心的完整体系前，这二人已经创造了较完整且具有指导性的思想体系。

其中徐渭把“致良知，诠释为“行良知”强调内圣之一定要落实到经世致用上。他批评现在朝廷的官员，仅以一篇八股，便侧身者之列，徒以高谈阔论铃束天下，对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为国捍边者，则目为粗材：研究物理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一旦国家有事当报效之日则门g然张口，如坐云雾。世人皆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乃是别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他认为要医冶这种空疏风，只有提倡经世致用，做到“大者以治天下，1者以为民用。

“凡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孙罐在山东，深受孟子的影响，他尖锐地批评了“儒者不言辜功”“德行为二，的空谈之风认为“德是德而行乃行，是人之儒，主张内圣与外王、修身与治世、心性与事功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主张“言道德必及事业”的观点，提出“修身治天下为一带，的命题。在数年之后，又进一步把事功视为衡量圣贤的标准，认为“生贵莫如人，人贵莫如心，心贵莫如圣，圣贵莫如功。，还以舟车为例论证：“车取其载物舟取其涉川，贤取其救民。不可载者，不如无车：不可涉者，不如无舟：不能救民者，不如无贤”孙罐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将“谈心性必强调事功，的，与心的“知行合一，完美的统一起来。提出“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实功也。”良知可致，本心乃见，必需实功，无它。，并将“良知，落实到治国的实功上。所以，他提倡“治道贵致其实，反对空谈，反对浮夸，反对文牍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

其余的诸子也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深刻地批判了社会的空疏之弊，全面地论证了知与行、心性与事功、性德与性才、修身与治世、讲与从政诸方面的统一，为沈默完成由重在内圣之转向重在外王之道的转化最终建立起实心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终实心对阳明心的修正与转型，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修正了危害最大的“现成良知论”批评王畿、王艮及他们的派都将心性本体讲得太轻巧、太简易，以至于很难避免玄dàng、放纵及空疏之弊的滋生，背叛了王“致良知，的根本。

第二，对本体与功夫关系的重新梳理。主张“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是本体”这也是对王最大的修正。王法决“四句教”便大讲“无善无恶心之体”既然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修养功夫就可能因为没有必要而被取消。不注重修养功夫，只悬空去本体，或认为悟即是修，修即是悟，这即否定了本体有一个形成与展开的过程，又否定了功夫的必要性，玄dàng之弊由此而生焉。

而实心正是在肯定本体与功夫统一的基础之上，特别强调了践履功夫的重要性，认为不可脱离功夫抽象地谈本体，本体就在日用常行的功夫之中，只可由功夫而悟本体，无功夫则无本体。这便是其“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其本体，的宗旨由来。

最后，实心所指的践履功夫并不限于个体的道德实践，亦强调经世致用的社会实践活动。所谓经世，其本义是治理世事。它要求人们除了做身心修养之外，还要经邦溶国、建功立业。阳明倡导“致良知，之，却并不排斥事功，且建立了世所罕见的奇功伟业，他将心性与事功统一起来。但其后却逐渐偏向于讲论道，非但无缘建立像阳明那样的奇功，对有关国计民生的问也关注不够，使得儒救世观念逐渐丧失，如果不加修正，必然导致亡国之祸。

实心提倡个人道德与建功立业同样重要，并将其视为对阳明真谛的回归，把“知行合一，解释为向内心求索与社会实践是互为表里的统一整体。故而主张为应于客观的现实活动中“明体达用”认为问皆从躬行得来，而不在于空谈心性。而且将经济、兵、农等“经济实”提高到事关国计民生的经世要务的高度，要求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力求把握“经世之大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