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个年岁比无恤还小一些的少年，则名为公西赤，他头上还留着发鬟，眨巴着眼睛朝赵无恤的旌旗和戎车，还有威风赫赫的武卒猛看。他是冉求母家的孩子，也被送来向孔子求学。因为天资聪慧，很有希望成为升堂弟子。

当赵无恤问孔子如何治民时，闵子骞答道：“夫子用礼来表彰正义，考察诚信，指明过错，效法仁爱，讲究礼让，向民众展示一切都是有规可循，故有所成。”

公西赤则如同背书一样摇头晃脑地说道：“夫子曾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众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

话虽有一定道理，但赵无恤却不认可恢复井田这种呆板的做法。

井田的维持是与宗周的历史特点相结合的，到了春秋时已经极其不适应，鲁国曾初税亩、作丘甲，齐国相地而征衰，晋国也有作州兵，都是一种对现实的改革和适应。私田税亩是未来必然的趋势，儒家怀旧的情怀和复古的执拗也无法阻止这种情况浩浩汤汤发生。

赵无恤暗暗想道：“所以孔子此人的为政也有些复杂，他一方面知道乱世里兵甲的必要，足食的重要，却依然把恢复周礼作为根本，想以井田为经济基础，尊卑有序的礼乐为纲来治民。来到中都后，我便看到了他所建立这个‘乌托邦’的局限性。”

当是时，早期儒家还没有完全脱离实际，他们大多数出身草根，对时代的适应性还是很强的。

只是心里想和嘴上说是一回事，但实际贯彻起来又是一回事。就和后世墨家批评儒家的，说这些人能高冠儒服坐而论道，但站起来做事却无从下手。比方孔子和其弟子冉雍都知道富民是必要的，但若是仔细追问如何“富之”，具体要怎么做，他们恐怕又说不出太多的策略。

早期儒者有一个质朴的理想，知道理想要到达的彼岸是“致尧舜”，却因为不会游泳，不会造舟楫，只能站在河边给别人出着主意。

“过河！”

“敢问如何过河？”

聊到这里，儒者们便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了，后世典型的儒者如孟子就是这样，能对魏惠王侃上洋洋洒洒一大堆，却不会涉及具体措施。若是换了秦法家，就会规划出无数条详细到令人发指的举措，并将其变为推广到全社会的法令。

更别说现如今赵无恤把子贡笼到了自己的袖中，让中都邑少了一位能理财开源的货殖专家，所以没什么开源头绪的孔子只能往节流和拆东墙补西墙上想办法。

而对残酷现实的不满又幻化成了对宗周时代的怀念，将复古作为一种救世的良方，渴望恢复圣王、周公之治。至于这种法子靠不靠谱，后世的王莽同志已经以身作则实验过了……

“其中的种种隐患，治理千室之邑或许还不会显现出来，反而给我一种从乱世进入世外桃源的感觉。可若是治理一国，因为孔子也不能事必躬亲，而闵子骞等一邑之才就会遇到瓶颈，善政也就变成与现实脱节，一意孤行的苛政了……”

所以孔子之政适合用之于维持小乡小邑宗法社会的稳定，却不能用于富国强兵，这或许就是孔子一生搞政治没太大建树，最后却只以私学教育和记述《春秋》出名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