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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我们早就考虑到了，老板们可以把现银存入胜利港的钱庄，直接用钱庄开出的银票划账交易，明年我们还会开通胜利港与广州的通存通兑业务，只要是我们海汉钱庄开出的银票，都可以在两地自由兑换现银。”任亮很是卖力地向这些客商进行宣传推广：“换句话说，大家以后来胜利港做买卖不用携带大量的现银漂洋过海，只需要在广州把银子存进我们的钱庄，拿着银票来胜利港交易就行，完事之后回到广州再提走现银，安全省事又方便，而且还不用因为回去的时候携带现银而被市舶司征收加增饷。”

加增饷是市舶司针对那些到吕宋交易的海商而设立的税种，这些海商在回程时往往没有什么货物，而是大量的墨西哥银元，市舶司就增设了这么一个税种来填补税制上的漏洞。而任亮所提出的这个办法不但能够免去海商们来往两地运送大量银钱的风险，而且也可以让海商们在回到广州时“合理避税”，逃过加增饷的征收。

虽然现在穿越集团的贵金属存量并不算很大，但金融部门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银行系统纳入到商贸体系中来。施耐德从广州也打了几次报告回来，说明两地间建立通存通兑体系对扩大胜利港贸易量的好处。执委会自然也知道钱庄银行都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并且的确能够大大地促进客商到胜利港交易的热情，但鉴于目前两地之间的航运班次还没有固定下来，而设立两地之间的钱庄必然会牵涉到大量钱财的运输，这个经济扩张计划才不得不延后一段时间，等到海上运力有所缓解之后才会实施。

不过相比运作，要获得海商们对钱庄的信任才是难事。把实实在在的银子换成几张纸，在这个时代的商人们看来严重缺乏安全感，因为大明宝钞的教训还依然历历在目。

大明宝钞作为大明当权期间唯一官方货币，从洪武八年开始发行，到正德年间因为贬值严重导致民怨沸腾而不得不废止，一共流通了二百七十多年。从那以后，大明国民对于纸钞纸票就有了自然而然的排斥心理，因为谁都不知道这玩意儿的有效期能有多长时间。官方发行的货币尚且如此，要想让这些商人认可海汉的钱庄银票就更难了。

这些人不比得本地使用流通券的归化民，归化民接受流通券的最初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在胜利港已经无法使用铜钱、银两进行普通的交易买卖，想买任何东西都必须使用流通券才行。在长期的使用当中，民众也就慢慢接受了这种流通券形式的货币，何况胜利港的物价因为执委会的刻意控制，一直都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流通券的购买力，从而给予民众足够的信心去持有和使用。

明朝末年倒是已经开始有一些带有银行性质的钱庄、票号、银号在民间出现，但这种信用的积累往往需要几辈人的人时间，执委会可没那么好的耐心去慢慢磨，更不可能引进大陆的私人钱庄到胜利港来抢自己的肉吃。但商人们在交易中使用的钱财数目都比较大，动辄就几百成千两，谁都不会轻易拿自己的身家去冒险尝试一家新钱庄的信用。因此任亮对于钱庄的宣传，却并没有引起客商们的兴趣。反倒是有人心里暗自开始嘀咕，这海汉人如此的异想天开，是否真的值得信任。

对于商人们的冷淡反应，任亮倒也没有太惊讶，这其实是在执委会的预料之中。想要在这个时代推广更加先进的金融理念和运作方式，并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事情，任何事都必须得有人先站出来吃了螃蟹之后，才能因为其表率作用吸引到更多的跟随者，纸钞和银行的出现也是一样的道理。

好在金融制度的推广建立早已经从登陆之初就开始进行，虽然目前还没有开设正式的钱庄，但实际上海汉的金融体系早就已经在对外运作，并且也有了好几个合作伙伴，目前与穿越集团有贸易往来的几方，基本上都已经接受了穿越集团的流通券结算方式。特别是与穿越集团交易量较大的“福瑞丰”商行，更是早就已经商定了双方在胜利港和广州两地均可以用票据方式取代现银进行金融结算，要说吃螃蟹，“福瑞丰”可算是大陆地区第一家了。

正好“福瑞丰”的三少爷李奈也在胜利港做客，这种让当事人现身说法的机会，任亮肯定是不会错过的。当下很快蒋三便领着李奈到场，打算让这些新来的客商们了解一下海汉的金融系统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在此之前执委会也专门找李奈谈过此事，希望他能在说服广州客商接受海汉钱庄一事上出力。李奈对此倒是没有太多的抵触情绪，很快便答应下来。随着双方在近几个月间的合作逐步加深，“福瑞丰”也慢慢感受到了这种异地结算体系的便利性。比如这次李奈到胜利港来便根本没有携带太多的现银，在胜利港所购买的货物，可以在广州由“福瑞丰”总号直接与驻广办进行结算，再也不用冒着风险把上万两银子在海上运来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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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奈本身随着在胜利港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对于海汉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体制优越性”的感受也越发地深了。这种优越性并不仅仅只体现于执委会这种管理形式上，在科研、生产、商贸、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无时不刻在起着作用。而现在海汉人试图要向大陆地区正式推出钱庄这个金融机构，李奈对此也有极大的好奇心，他实在也很想看一看，已经创造出不少奇迹的海汉人在金融方面又会有哪些不同凡响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