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御驾正走在通往乾清宫的路上，御辇中的皇帝忽然掀开轿帘，朝随行的陈矩问道：“陈矩，慈圣太后方才的话你也听到了，你觉得朕的回答如何？”

陈矩脚步不停，但同时却微微躬身，语气神情带着几分惶恐，答道：“皇爷天纵英明，回答自然是极好的，奴婢岂敢置喙？”

“既然‘奴婢’不敢，那么‘臣’呢？”朱翊钧淡淡地问道，看来并不打算轻易放过他。

有明一朝的宦官地位在朱元璋死后，尤其是永乐期间开始大幅度提升，不仅渐渐掌握内廷实权，也逐渐侵入锦衣卫，并最终形成“厂卫”体系，甚至个别时候还有一些太监能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军队的指挥权。

称呼随这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大明朝的宦官到达一定的地位、掌握一定的权力之后，便有了在皇帝面前自称为臣的权力，而不仅仅只是家仆奴才身份。这一点，看看郑和写给皇帝的奏疏就很清楚。

当然，郑和多少有些算是特例，但即便不算郑和，永乐以后的很多宦官们也一样得以用很平常的语气自称是臣，而朝廷之中无论皇帝还是百官，也都承认这种称呼。如史载中许多圣旨、公文里头都把各地镇守太监称之为“镇守内臣”，把东厂提督称之为“厂臣”等等即是明证。

既然是臣，对皇帝就不仅仅负有照顾起居等“初级责任”，而是与百官一样具备辅弼理政之责。陈矩虽然长期自谦自守，以奴婢自称，但他的地位是明确的，无论怎么看都是担当得起“内臣”二字的。

但宦官毕竟还是封建社会制度下畸形的产物，世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被净身者从此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也从此失去了为人夫的资格，心理上的不平衡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除极少人心底善良之外，大部分都是人渣，是一群头上生疮，脚下流浓的坏蛋。

这么想倒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在等级森严的宦官队伍中，刚进宫的小太监还得为有地位的大太监服务，端茶送水，倒尿盆子，甚至洗衣擦背，拧脚按摩，为了讨好和钻营，他们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他们的心底异常阴暗并不奇怪。

尔虞我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者大有人在，这些人惯于当面甜如密，脚下使蹶子。

要细论的话，秦和两汉时的宦官，虽然大多数是阉人，但也还引用一部分士人。而从东汉以后，宦官大都“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从此宦官与皇室、皇权形成一体。

大明朝在后世经常有“宦官专权”的标签贴在脑门上，对此本书前文曾经分析过，大明的所谓“宦官专权”远不及汉唐之时，尤其是唐代中后期掌握神策军、废立皇帝如同喝水吃饭一般轻而易举的大太监们。

中明以后，大明朝的宦官们其实也有不少自警自省，比如陈矩就相当规矩，当了这么多年东厂提督，一件主动打压文官的事情都没做过。这是因为，此时的宦官们对于自身定位、权力、下场等，也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这些认识的起源则大抵都自王振始。

正统时的太监王振，河北蔚县人，曾在家乡读过书。王振自宫进入皇宫，授宫人书。当时一般小太监虽然也在内书堂读书，由大学士陈山执教，但比起王振来，要逊色得多。而且王振原本就在官场上混过，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因此在舞文弄墨和玩弄权术上，其他宦官都无法与之相比。

宣宗死，英宗年幼，继位后他敬畏王振，竟呼先生而不名。王振也颇有韬晦之计，故作良善姿态，耍弄权术，以取得当时阁臣“三杨”的好感。

某日，朱祁镇与小宦官在宫廷内击球，“振至而止”。次日，朱祁镇在阁中，王振跪奏曰：“皇帝为一棋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作出了一副耿耿忠心的样子，从而感动了三杨，感叹道“不意内官中宁有是人”，从此改变了三杨对他的看法。

还有个传说，说英宗即位后的一天，张太后把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和尚书胡濙召到便殿，对朱祁镇说：这五人是‘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

接着又把王振找来说：“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汝死。”经过朱祁镇和在场大臣的请求，才宽免了王振，规定“此后不可令干国事。”

人谓太皇太后前面对新即位的皇帝，强调要听顾命五臣的劝谏，后面是对王振的警告，可见英明。但此事多半不真：其时王振入宫不久，劣迹未露，张太后根本没有如此做的必要，此事已有后来人考证，就不多说了。

正统四年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驿臣，此驿臣是阁臣杨溥的乡里，而廖谟则是阁臣杨士奇的乡里。杨溥要为驿臣报仇，欲置廖谟于死地。而杨士奇则千方百计，设法庇护廖谟。以“因公杀人”为名，争议不决，请裁于太后。

王振乘机对太后道：“二人皆挟乡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轻，宜对品降调。”太后从之，后来降廖谟为同知。太后看王振处理事情“秉公无私”，渐渐信任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