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帅，出兵吧，宰了王杲，屠了古勒城。”

“大帅，出兵吧，宰了王杲，屠了古勒城。”

刚刚还热闹的酒席，霎时间爆发出浓浓杀气，屋外大树似乎都感受到了，树叶不断摇晃着。

此时的辽东明军，没有经历过几十年后面对崛起的建州女真那种无力感。

虽然明军在辽东处于守势，但一旦选定攻击目标，不管是对上西面的土蛮部，亦或者是北方的女真族人，胜算都是极大的。

即便偶有失手，只要明军打起精神来，报仇还是轻轻松松。

否则，辽东广袤的土地也不可能被明廷牢牢掌控在手中。

至于对京城那边的战报，多有夸大蒙古人实力的成份在其中，特别是还和明廷处于战争状态的土蛮部。

其实这也不是让人疑惑的问题，要想从朝廷多拿银子，可不就得给自己竖起一个“强大”的敌人。

否则论功行赏的时候，打败一个强敌和打败一个小贼，封赏的差距可就大了。

此时大明定下的赏格，壮年蒙古人的首级可比是壮年女真人的首级贵好几倍。

首级之所以叫“首级”，就是因为“一首一级”，最早来自商鞅变法中的秦国军功授爵制，“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

不过，以首级记功并非秦朝开始，早在商代时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商鞅变法把许多以前未成文的规矩书面化，做到有据可依。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斩首记功都是主流。

但弊端肯定还是有的，比如杀良冒功，甚至在战场上为了争抢首级还可能会自相残杀。

于是北宋时期名将狄青上疏提出废除斩首记功，并获准，自此开始两宋不再实行斩首记功。

而在大明建立之初，也是以战功为核定标准，分奇功、头功、次功三种。

所谓奇功，是指战阵之中斩将、夺旗、陷阵、先登，而头功则是指当先、跳荡、摧锋、破敌，次功是指侦踪、守阵、擒敌、被伤等。

实际上，大明的功劳簿上，一般主要就是头功和次功，在明初立国战争后，奇功已经很少出现了。

如元至正十五年采石矶大战当中，常遇春单骑冲入敌阵，无人可挡，凭一己之力将元军防线撕裂，明军由此获胜，这就是陷阵之奇功。

这种战功设计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只适用于创业期，只要有勇力、不畏死，就有大把功劳可以立，不在乎漏洞不漏洞，干就完了。

但是，在开国之后进入守成期就不行了，功劳有限，而且军队战斗素质也远比不上开国。

而这种无法量化的战功制度，不可避免的会有不公与腐败，所有的功劳都成了功曹一句话的事情。

所以从洪熙开始，滥报、冒报的情况比比皆是，每每打了胜仗，报功上去的基本都是将领的身边人。

最后大明朝廷发现，还得是可供量化的斩首记功能够服人，交出多少首级就记多大的功，简单省事儿。

从正统年间开始，明军斩首记功的价码从高到低有四类，一是迤北，即蒙古部落；第二则是辽东，即女真部落；第三是番蛮，即吐蕃与苗疆；第四才是内贼，即叛军与农民军。

以天顺五年例，迤北首级一个可以升官一级或者是领取赏银50两，辽东与番蛮首级5-7个可以升官一级或者是领取赏银40两；内贼首级30个可以升官一级或者是领取赏银30两。

当然，这个升一级并不包括中高级武将，仅是到百户级别为止。

由此也可见，蒙古人首级和女真人首级差距之大。

当然，到了明末的时候，两者的赏格又颠倒过来了，那是后话。

“如松，你带本部人马先行一步，去孤山堡了解情况。”

现在手上情报不足，李成梁也不会让儿子直接去长甸。

“父亲，不去长甸，抓住王杲小儿吗？”

李如松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当即就嚷道。

“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执行军令。”

随后的时间，李成梁开始调兵遣将，一边派出援兵前往十岔口，避免长甸悲剧再度发生，一边整理兵马准备前往孤山堡。

为刘台准备的酒宴，自然是进行不下去了。

数日后，等李成梁和刘台到了孤山堡，看到从关外逃回来的千余军卒和百姓，又听说了一些事儿后，才知道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按照逃出的军卒所说，把总刘承奕、百户刘仲文领兵支援被王杲、来力红军队击败后，裴承祖、刘承奕、刘仲文被剖腹剜心，其余俘虏也全被剑斩，场面极其惨烈。

之后，王杲又率兵从北门猛攻大营，因营中无人主持，军心涣散，导致大营彻底崩坏。

在他们难逃时，又遭遇女真骑兵追杀，出去的六七千人仅仅只逃回来不过千余人。

“如松在哪儿？”

就在孤山堡城头上，李成梁这时候才瞥见众人都在，唯独没见到大儿子李如松的踪迹。

“少将军前两日到孤山堡，从逃回军卒口中知道消息，带着人马就去长甸找王杲报仇去了。”

孤山堡守备曹虎生急忙禀报道，“末将没拦住，只好派手下跟着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