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颁布均田令，受田丁男，承担交纳赋税和服徭役的义务。

唐武德七年颁布“租庸调法”，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交纳租粟二石；调随乡土所出，每年交纳绢或绫二丈，绵三两；不产绵的地方，即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

此外，每丁每年还要服徭役二十日，闰月加二日；如无徭役，则纳绢或布替代，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叫作庸

此时朝廷的赋役其实和后世“摊丁入亩”是刚好相反，把田税摊到人头上。

但是自安史之乱后，百姓田地“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以丁户为本的租庸调法不再适用。

唐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杨炎制定了两税法，两税法的实行是土地兼并改变了土地占有状况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

两税法从按人丁课税转到按财产课税，体现了赋税的发展规律。

同时，它将各种捐税加以合并，分夏、秋两季征收，简化了税制，故宋、元、明、清皆兼采之。

所以，即便现在大明王朝实行两税法，主要还是针对财产和丁口征税，且因为丁税在历史上的重要性，隆庆皇帝对于魏广德提出摊丁入亩还是觉得很稀奇。

魏广德想了想，打算今天那这事儿还是简单对隆庆皇帝说一下。

他这么多年做官，特别是研究了桂萼“一条鞭法”思想后，就已经意识到，清朝搞的摊丁入亩其实就是“一条鞭法”的后续，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条鞭法把复杂的赋税化繁为简，把正税和杂税分摊到田亩里，丁役也如此做，其实就是最基本的摊丁入亩。

但是有利就有弊，一条鞭法虽然简化税法，但是并没有减轻百姓的负担。

一条鞭法的提出与实施的根本目的是为解决封建王朝的财政短缺，巩固其统治，而非真正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改革的实质将税种化繁为简，而非减少赋税。

而事实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实施过程中，名目繁多的杂役仍在征收，农民的负担并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减轻，反而因为合并，地方官员巧立名目的杂税反而被掩盖在其中。

而魏广德知道张居正税法改革让大明王朝收到许多银子，由此魏广德得出另一个推测，不是他记忆里的东西，而是根据朝廷多收银子得出的推测，那就是张居正在执行一条鞭法的同时，还对全国的土地进行了重新丈量。

真正让大明王朝增收的，其实不是一条鞭法，而是重新丈量土地带来的税收。

虽然一条鞭法把丁役折银，可这部分银子属于地方上要拿来募人代付苦役，所以朝廷不会增加收入。

“陛下，这天下人，有何不同？”

魏广德开口说出一句疑问。

他当然不敢考隆庆皇帝，所以马上就自顾自说道：“其实简单说，天下人，就是有钱人和没有钱的人，或者说有田地者和没有田地者。

有田者自然可以靠田地产出获得银钱，交税自然不在话下。

可没有田地者，只能佃身于有田者，靠劳动分取一些报酬。

二者都要服丁役或者丁税，可其产出皆出自田亩之中，可见财富来源其实在于田亩，而非丁口，税也是来自田亩。

既然都是出自田亩，那朝廷以前对赋役的制度，其实就存在一些问题。

按照现有赋役制度，只会让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容易滋生各种祸端。

既然产出都是田亩，那何不摊丁入亩，取消丁税，全部分摊到田亩之中。

有地者纳税，无地者无需纳税，赋役征收紧紧围绕产生财富的根源，也就是田亩之上。

无地者，大多本就贫困，少了这些要交的税，生活怎么也会有所提高，不至于稍有灾祸就衣食无依.”

魏广德巴拉巴拉把摊丁入亩的好处给隆庆皇帝简单说了下，隆庆皇帝听着也是双目发光。

他忽然意识到，貌似摊丁入亩比搞一条鞭法更加好。

不在于给朝廷赚银子或者简化征税，而是可以让社会更加稳定，不至于让百姓动不动就揭竿造反。

嘉靖朝后期，各地乱像不断，隆庆皇帝早就注意到，那就是因为剿倭加派逼反了许多百姓。

而这些百姓，许多正是魏广德口中的无地者。